巴菲特致股东的信 (1967)

上半年业绩

和往年一样，因为我们一家要去加州度假，这封信也是六月末写的。为了与往年相称（对于损益表，我总是克服我对美感的追求，不讲对称），有些地方我先保留了空白，等数字补上后，相信我的结论也不会有问题。

1967年，我们一开局就很受伤，一月份表现惨淡，道指上涨8.5%，合伙基金上涨3.3%。尽管开局不利，上半年结束之时，我们还是取得了21%的收益率，领先道指9.6个百分点。今年上半年和去年一样，打败道指比较容易（很多人觉得战胜道指很容易，不可能每年都如此），很多基金经理都跑赢了道指。按照惯例，下表汇总了我们上半年的业绩：

1. 根据道指年度涨跌计算，其中包含股息。表格中为合伙基金整年运作的年份。
2. 1957-61年的数据是之前全年管理的所有有限合伙人账户的综合业绩，其中扣除了经营费用，未计算有限合伙人利息和总合伙人分成。
3. 1957-61年的数据按前一列合伙基金收益率计算得出，按照当前合伙协议，扣除了总合伙人分成。

在合伙基金上半年业绩统计中，控股公司的估值保持不变，我们的收益完全来自有价证券投资。今年年初，我们投资有价证券的部分占净资产的63.3%。

在12月份承诺书最终生效之前，我们会考虑所有相关情况（包括经营、市场和信用情况），决定是否对多元零售公司(Diversified Retailing Company,DRC)和伯克希尔·哈撒韦公司重新估值。

上半年，多元零售公司和伯克希尔哈撒韦公司都进行了大型收购。多元零售公司（我们持有80%股份）及其两个子公司（霍赫希尔德科恩公司(Hochschild Kohn)和联合棉布商店(Associated Cotton Shops)）都非常令人满意。纺织行业的伯克希尔哈撒韦却步履维艰。虽然现在我没看到它的内在价值有任何减损，但是它的纺织业务是不可能取得像样的资产回报率了。如果道指继续上涨，投资组合中的伯克希尔纺织业务会严重拖累我们的相对表现（今年上半年就是如此）。在市场强劲上涨时，控股公司的相对表现较弱是意料之中的，但是如果控股公司本身的业务也没起色，那就麻烦了。我一个朋友有句话说得好：“想要的东西没得到，就得到了经验。”(Experience is what you find when you're looking for something else.)

基金公司

与往常一样，下面是合伙基金与股票投资占95-100%的最大的两只开放式股票型基金（共同基金）和最大的两只封闭式基金的对比情况。

1. 计算包括资产价值变化以及当年持有人获得的分红。
2. 来源：1967 Moody's Bank&Finance Manual for 1957-1966。1967年上半年数据为估算值。主要还是靠潮涨潮落，不是游泳的真本事。

税项

进入1967年，我们未实现的收益是16,361,974美元。截止6月30日，我们实现了7,084,104美元的净资本收益，由此看来，今年年初归属于合伙人权益的未实现收益中的很大一部分，都会在今年实现。在1967年2月2日寄给各位的信中，我们在第三条报告了这一金额。11月份，我们会将2月2日信的副本以及税收信函寄给各位，让各位了解大概的纳税情况。

我一直这样建议大家，在估算中期纳税数字时，使用上一年实际支付的税收金额，这样比较稳妥，不会受罚。

最终数字是多少还不得而知，但现在知道的是，缴纳的税款中大部分是长期资本利得，短期资本利得和普通所得很少。（有些人计算收益和本金时总是很糊涂，我经常想善意地批评一下。我和苏茜刚结婚的时候，我对她说：“别担心income（收入），重要的是outcome（结果）。”）

其他事项

上半年，由于要全身心投入到自己的投资管理工作中，斯坦·波尔米塔(Stan Perlmeter)辞去了合伙基金解散委员会的职务。经其余委员选举，小弗雷德·斯坦贝克(Fred Stanback,Jr.)填补了空缺。小弗雷德是我们的一位老合伙人，也是一位经验丰富的投资者。和往年一样，我们将在11月1日左右寄出承诺书以及1967年纳税估算数据等文件。

今年有个特殊情况，为了引起各位的注意，我会在10月份专门给大家写一封信。我要说的不是修改《合伙协议》，而是由于环境变化，“基本原则”需要进行一些修改。我希望提前通知大家，让大家在安排1968年的计划之前有足够的时间消化。《合伙协议》代表我们在法律上达成的一致，“基本原则”代表我们在个人理念上达成的一致。从某些方面来说，我认为“基本原则”这份文件更重要。在我看来，如果有可能影响合伙基金的活动或业绩的变化，一定要事先告诉大家，把一切都讲明白，这就是我为什么10月份会专门写一封信给各位。

沃伦・巴菲特
1967年7月12日

致合伙人：

过去11年里，我给巴菲特合伙基金设定的目标始终不变，即我们的业绩平均每年领先道指10个百分点。在过去的环境中，我认为这个目标有难度，但可以实现。

现在情况发生了如下变化，我们的目标应该随之改变：

1. 过去十年里，市场环境日渐改变，用定量分析方法判断，一眼看上去就很便宜的股票骤然减少。
2. 人们一窝蜂地追逐投资业绩（几年前，倡导衡量投资业绩的人没几个，我是其中之一，没想到现在变成了这样），市场变得极度亢奋，我的分析方法没了用武之地。
3. 我们的资产规模已经达到6500万美元，好的投资机会却如同一条日渐干涸的小溪，越来越少。这个问题我在1967年1月的信中讲过的，它一直困扰着我们。
4. 当年的我，比现在年轻、比现在穷，为了追求高超的投资业绩不顾一切，现在我对高超业绩的追求已不复当年那么强烈。

下面我们逐一分析上述变化。

在投资中，对证券和公司进行评估时，总是既有定性因素，又有定量因素。一个极端是纯粹的定性派，他们的主张是：“挑好公司买（前景好、行业状况好、管理层好），不用管价格。”另一个极端是纯粹的定量派，他们会说：“挑好价格买，不用管公司（和股票）。”证券投资领域是个好行当，两种方法都能赚钱。其实，所有分析师都会或多或少同时用到这两种方法，没有只使用一种，不用另一种的。至于一个人到底算是定性派，还是定量派，就看他在分析过程中更强调哪种方法。

有意思的是，虽说我认为我自己基本上算是定量派的（我写这句话的时候正是课间休息，大家都出去了，教室里可能就我一个人），这些年来我真正抓住的大的投资机会都是特别偏向定性的，都是我“看准了的大概率机会”。这些机会是给我们赚大钱的。这样的机会不常有，能真正看准的机会本来就少。至于通过定量分析发现的投资机会，用不着看得多准，数字应该一目了然，就像当头棒喝一样。所以说，真正能赚大钱的，是那些定性决策看得准的。不过，在我看来，通过定量分析，找到那些明显的投资机会，赚钱赚得更稳。

这些年来，通过统计数据就能找到的便宜货几乎绝迹了。或许是因为过去二十年里，没再出现30年代时的经济危机，没有人们对股票的厌恶，就没有遍地都是的便宜货，人们把股票筛选了一遍又一遍。或许是因为杠杆收购被日益接受并随之广泛应用（日益接受和广泛应用，哪个在先，哪个在后，让行为学家研究吧）。能吸引杠杆收购的本来就是便宜的品种。或许是因为证券分析从业人员暴增，现在研究股票的分析师比前几年多多了。无论原因如何，摆在我们面前的现实是用定量方法能找到的便宜货已经基本绝迹了，我们赖以为生的主食没了。用定量方法可能偶尔还能找到几个便宜货。偶尔也可能发现我在定性方面非常确定的股票，这里有我们赚大钱的机会，但是，这种机会很稀少。在过去三年里，我们的业绩那么好，主要就是得益于发现了一个这样的好机会。

给我们造成困难的第二点是人们越来越看重投资业绩。多年来，我一直说衡量投资业绩很重要。我一直告诉合伙人，如果我们的业绩超不过平均水平，就不应该把钱交给我投资。这几年，投资界（特别是投资者）日益认识到衡量投资业绩的重要性。过去一两年，这简直成了潮流。衡量投资业绩是理所应当的，但人们走偏了，我们拭目以待吧。

我总是提醒合伙人，在衡量我们投资业绩的时候，至少要看三年，才能看出来我们行不行。不出所料，大众不关注投资业绩则已，一关注就走极端。他们的预期时间越缩越短，衡量大资金的表现时，看一年、一个季度、一个月，甚至更短的时间（产生了所谓的“即时分析”）。短期业绩亮丽能获得巨大回报，不但业绩报酬高，而且下一轮募集资金时会备受追捧。由此形成了一种自我循环，参与短线的资金越来越多。这种现象产生的后果令人不安：在越来越快的投资节奏中，投资什么（具体的公司或股票）越来越不重要，有时候甚至完全不算回事。

我个人认为，由此产生的是大规模的投机。这不算什么新鲜事，但是这一次，越来越多的职业投资者（很多甚至是从前很温和的投资者）都认为自己必须要“上车”。借助各种仪式、名人和词汇，这场游戏被美化的冠冕堂皇。到目前为止，这么投资的人非常赚钱。或许这会成为将来市场的新常态，但是，我了解自己，我知道这么投资，我做不来。正如在上一封年度信中所说：“在证券投资中，预测市场走势，忽略商业估值的行为经常盛行。我们不会效仿。近年来，这种投资风气经常能迅速赚大钱，就在我写这封信的这个月就是如此。这个投资方法是否合理？我无法证实，也无法否认。我的理智（或许是我的偏见）不完全认同这种投资方法，我的秉性也绝对不适合这种投资方法。我不会拿自己的钱这么投资，也绝对不会拿各位的钱这么投资。”

在证券市场中，大量资金任何形式的亢奋，都可能给所有市场参与者带来伤害。我无意预测股市走向，一年后道指到底会是600点、900点，还是1200点，我一无所知。就算当前以及未来的投机活动会导致严重后果，经验告诉我们，猜测具体会是什么时间毫无意义。我明确知道的是：按照当前的市场状况，从中期来看，市场活动会给我们造成更多困难。

上面说的这些话可能只是一个“老顽固”的想法（怎么说我现在都37了）。游戏不按自己的规则玩了，人们总是会说新方法一无是处，早晚会出问题。我自己以前就对这种老顽固非常不以为然。我也看到过，有些人用老眼光看问题，不正视现实，结果遭到了惩罚。说到底，我与当前的市场环境不合拍。我很清楚的是：我不会放弃我原来的投资方法，而接受新的投资方法，哪怕会因此错过唾手可得的大量财富。原来的投资方法，虽然在现在的环境中很难发挥作用，但它的逻辑我懂。新的投资方法，我不完全明白，也没成功用过，还可能导致严重的本金永久损失。

我们面临的第三个困难是我们现在的资金规模大多了。前些年，我找到的投资机会总是我们资金量的110%到1000%。我很难想象会有现在的情况。我当初向合伙人保证，如果情况变了，会告诉大家。在1967年1月的信中，我履行了承诺。主要由于上述两个情况的变化，现在我们更大的资金规模已经开始或多或少地拖累我们的业绩。我总结了四点原因，其中这一点是最不重要的。就算我们的资金只有当前的十分之一，我们的业绩也不会提高多少。但是，在当前的情况下，增加的资金规模在一定程度上是一个负面因素。

最后一个，也是最重要的一个的一个变化，是我没年轻时的冲劲了。合伙基金成立时，我把跑步机的马达设置在“跑赢道指十个点”。那时，我比现在年轻、比现在穷，可能也比现在更争强好胜。就算没有前三个影响我们业绩的因素，我还是觉得，考虑到我个人的情况变化，应该降低跑步机的速度。根据我的观察，在行行色色的商业活动和日常生活中，很多旧习惯、老路子早就行不通了，但仍然一成不变甚至愈积愈深。伯特兰·罗素(Bertrand Russell)讲过一个故事：有两个立陶宛女孩，二战后住在他的庄园里。虽然罗素家不缺吃的，但每天晚上天黑后，她们都跑出去偷邻居的蔬菜，藏到自己的屋里。罗素勋爵对这两个女孩说，在陷入战乱的立陶宛，她们有必要这么做，但是这里是英国乡村，用不着这么做。这两个女孩点头表示明白了，但还是继续偷菜。

后来罗素想明白了，虽然在邻居看来这两个女孩的行为很怪，但其实老洛克菲勒不也这样吗。（译注：罗素认为，老洛克菲勒年轻时经历过贫穷的痛苦，所以成年后不停地敛财。）

我对我自己很清楚，别人把资金交给我打理，我说好了要实现一个目标，就不可能不全力以赴。我越来越不想全力以赴了。我希望重新设定一个经济目标，多做一些与经济利益无关的事。可能是投资之外的事，也可能是仍然做投资，但不追求最高收益。例如，我可能一直经营一家我很满意（但远远算不上多优秀）的控股公司，因为我喜欢这里的人和这个生意，就算其他投资可能更赚钱。以低廉的价格买入公司，然后转售出去，这样更赚钱。但是，一直做公司的所有者，通过一些财务决策，让公司一点一滴的进步，这样更快乐（特别是不用投入太多的个人精力）。

因此，我可能只做比较简单、安全、赚钱而且快乐的事。这样一来，我们的投资活动不会比过去更保守。我的想法有我自己的偏见，但我一直认为我们的投资始终非常保守。将来，从长期看，我们向下的风险不会变小，但向上的潜力会变小。

具体说，我们的长期目标是每年取得9%的收益率或领先道指5个百分点，二者取其较低者。也就是说，如果今后五年道指的平均收益率是-2%，我希望取得+3%的平均收益率。如果道指的收益率是+12%，我们能取得+9%的收益率，我就满意了。这些目标定得不高，但是在今天的情况下，我认为我们无法再做到领先道指十个百分点，也很难实现这个不算太高的新目标。另外，我希望目标定得低一些，我也可以少努力一些。（我很明白，我只会更努力。）

我会把新目标写在《基本原则》里，大概在11月1日左右，连同1968年的承诺书一起寄给你。我希望尽早把这封信寄给各位，给大家留足时间斟酌思考，有不明白的地方，可以提前问我。请各位一切都清楚了，再做1968年的投资决定。我还是一样，把我所有的资金（除了Data Documents股票的投资），以及我家人的所有资金都留在合伙基金。一个目标，我感到满意，认为能做到，你可能未必认同。要是合伙人有更好的投资选择，当然可以把资金投到别的地方，这再正常不过了，我完全支持和理解。

关于目标和追求，当面说一套，背后做一套，我对这样的行为极其反感。正因为如此，我总是尽量l00%毫无保留地告诉大家我的目标和我的想法，大家根据我所说的做投资决策，我不会讲虚伪的话（我在投资过程中遇到过几次虚伪的行为）。我在这封信里讲的这些情况变化都不是一夜之间就出现的。有些东西，我深思熟虑，琢磨了很长时间。相信各位都理解我，我是想在过去承诺的目标达到后，再谈降低未来的目标。目标都定好了，如果没达到，我不会降低跑步机的速度。

信中有任何难解之处，请随时联系我，我帮你解读。

沃伦・巴菲特
1967年10月9日

致合伙人：

随函附上：

1. 两份1968年的承诺书，一份由你保留，一份寄还给我们。你可以在12月31日零点之前修改承诺书，所以请尽早返还给我们，如果需要更改，提前写信或打电话给我们即可。12月31日，承诺书最终生效，不可更改。因为我会将承诺书转交给毕马威会计师事务所，所以此项规定没有例外。
2. 一份包含税收数据的信函。我根据当前情况，对1967年年末可能实现的投资交易进行了估算。今年我们卖出了大量仓位，实现了2400万美元的收益。在将承诺书寄给我们之前，请务必仔细了解自己的纳税情况，免得明年4月份纳税时出问题。如需任何帮助，请随时联系约翰·哈丁，他会帮你粗略估算报税所需的数据。
3. 一份2月2日邮寄给各位的信函的副本，其中包含计算纳税情况所需的数据。以前，因为我们的原因，各位合伙人总是要到处找这个文件。一位合伙人给我们提了一条很好的建议，我们就按他说的，把副本也寄给大家。
4. 一份“基本原则”，其中第四条和第五条完全修改了，这是因为现在的环境变了，具体已经在10月9日的信中讲过了。第四条规定了我们的目标（只是目标，不是承诺）。如果这个目标，就算实现了，你也不满意，你最好在年末把自己的资金提出去。在当前情况下，有些合伙人很可能有更好的选择，能把资金投入到收益更高的地方。如果确实如此，这么做合情合理。

所有提现将在1月5日支付。提现金额没有限制，最低100美元，最高所有权益。同样，追加投资金额也没有限制，但应在1月10日之前存入。如果追加资金在11月份存入，则将视为预先存入资金，在年底前可获得6%的利息。12月份存入的追加资金无利息。

在写这封信时，道指大概是880点。今年到现在为止，道指的收益率是大约上涨15%。我们的业绩是上涨27%左右，也就是说，有限合伙人的收益率是22%左右（不算每月提现）。其中，控股权益的估值不变，仍然采用1966年年末的估值。在12月22日寄给各位，向各位确认承诺书的信中，我会告诉大家我们对多元零售和伯克希尔哈撒韦的估值，并且随信附上估值相关的财务资料。控股权益估值的调整可能令我们今年的收益略有增加。

大家在解读我们今年剩下两个月甚至是明年的业绩时，有一点请各位知悉：我们现在不但在控股公司中投资了约2000万美元，而且还有1600多万美元买了短期国债。也就是说，如果股市继续上涨，现在我们总共有3600万美元，都不会参与其中。这不是因为我对市场走向有什么判断，只是我找不到任何很明显能赚钱、又安全的机会（从长期价值的角度考虑，不是短期的市场报价），没地方投资这些钱。往年，新的一年开始时，我们总是有一些就要孵出小鸡的蛋，今年，到现在鸡窝里还空空如也。这个状况可能很快就改变，也可能持续一段时间。我之所以讲这些，是想提醒一下大家，如果市场短期内大涨，请各位别对我们的业绩有太高的期望。

沃伦・巴菲特
1967年11月1日

1967年业绩

按照大多数标准衡量，我们1967年的业绩都相当好。我们整体上涨35.9%，道指上涨19.0 %，超过了我们原来定下的领先道指十个百分点的业绩目标。我们的整体收益是19,384,250美元，即使在今天通胀日益加剧的情况下，也能买很多百事可乐。我们卖出了一些重仓长期持有的有价证券，实现了27,376,667美元的应税收入，这与1967年业绩无关，但是4月15日那天，各位都应该会有一种积极参与了“伟大社会”建设的感觉。（译注：“伟大社会”(The Great Society)是1964-1965年民主党总统林登·约翰逊提出的旨在消灭贫穷和种族歧视的一系列政策。4月15日是美国申报个税的截止日。）

我们为我们的业绩感到欣喜，但近距离观察一下1967年的股市，就会冷静下来。或许历史上没有哪一年像去年这样，市场中有那么多人远远跑赢道指。1967年，对于许多人来说，天上掉金子了，盆越大的，接的越多。现在我手里还没有最终的统计数据，但是估计95%以上的股票型基金都取得了领先道指的业绩，很多甚至把道指远远甩在了后面。去年，赚钱多少和年龄大小成反比，理念像我这样的，得被送到老年病房了。

下面是道指收益率、总合伙人分成前合伙基金收益率（收益超过6%的部分，总合伙人提取25%）以及有限合伙人收益率的最新逐年对比情况。

1. 根据道指年度涨跌计算，其中包含股息。表格中为合伙基金整年运作的年份。
2. 1957-61年的数据是之前全年管理的所有有限合伙人账户的综合业绩，其中扣除了经营费用，未计算有限合伙人利息和总合伙人分成。
3. 1957-61年的数据按前一列合伙基金收益率计算得出，按照当前合伙协议，扣除了总合伙人分成，未计算有限合伙人的每月提现。

下表是累计收益率或复合收益率：

和往常一样，下面是股票投资占95-100%的最大的两只开放式股票型基金（巴菲特合伙基金成立之初，这两只基金是规模最大的，今年德莱弗斯基金(Dreyfus Fund)超过了它们）和分散投资的最大的两只封闭式股票型基金的业绩，与合伙基金的收益率的对比情况。

1. 计算包括资产价值变化以及当年持有人获得的分红。
2. 来源：1967 Moody's Bank&Finance Manual for 1957-1966。1967年数据为估算值。

我在去年的信中说过：“有一些基金和一些私募机构，它们创造的业绩记录远远高于道指，其中有些也远远高于巴菲特合伙基金。它们的投资方法一般和我们不一样，不在我的能力范围之内。”

1967年，这个情况更加明显。许多机构的业绩远远领先巴菲特合伙基金，收益率高达100%以上的不在少数。在如此靓丽的收益面前，大量资金、人才和精力汇集到一起，不遗余力地追求在股市迅速捞一笔。在我眼里，这是投机风气盛行，其中隐藏着风险，但是许多当局者肯定会矢口否认。

本·格雷厄姆是我的良师益友，他说过一句话：“投机不缺德、不犯法，也发不了家。”去年，有人天天吃投机的糖，吃成了大胖子，赚了很多钱。虽然我们还是吃燕麦，但是什么时候整体股市都患上消化不良，别以为我们能不疼不痒。

1967年业绩分析

在1967年良好的整体业绩背后，是各个投资类别表现的巨大差异。

我们的“套利类”出现了合伙基金成立以来最差的业绩。在1965年信中，我是这样定义套利类的：“……套利类投资有时间表可循。套利投资机会出现在出售、并购、重组、分拆等公司活动中。我们做套利投资不听传闻或“内幕消息”，只看公司的公告。在白纸黑字上读到了，我们才会出手。套利类投资有时也受大盘影响，但主要风险不是大盘涨跌，而是中途出现意外，预期的进展没有实现。”

1967年的意外特别多，我们遭遇的意外特别多。我们平均投资了17,246,879美元，总收益是153,273美元。有的合伙人对数字不敏感，看不出来这个收益有多可怜。套利类去年的收益率是0.89%。我没详细计算，但是我估计，无论过去哪一年，套利类的收益率都没有低于10%的时候。和其他几个类别一样，在套利类中，我们每年也是只集中做几笔投资。与广泛分散相比，我们这么投资，每年的业绩波动幅度会更大。我相信，按照我们的方法，从长期看，我们的收益差不了，1967年一年的情况说明不了什么。

1967年，我们的控制类投资同样拖累了相对业绩，这种情况在市场强劲上涨时很正常。

我们控制类的平均投资是20,192,776美元，总收益是2,894,571美元。我对这样的业绩很满意，只要能继续保持下去，就算1968年市场继续走强，控制类继续落后，也没关系。1967年，我们通过两家控股公司（多元零售公司和伯克希尔哈撒韦）收购了两家新公司，一个是联合棉布商店(Associated Cotton Shops)，另一个是国民赔偿公司(National Indemnity)（及其附属公司国民火灾与海事保险公司(National Fire&Marine)）。我们对这两笔收购再满意不过了。实际情况与我们得知的情况完全相符，甚至更好。本·罗斯纳(Ben Rosner)和杰克·林沃特(Jack Ringwalt)分别是两家公司的总裁，他们把公司卖给了我们，但是仍留在公司做着一流的工作（他们只会这么工作）。无论是从哪个方面看，他们都是说到做到，甚至做得更好。

在10月9日信中，我讲了为什么要降低我们的投资目标，其中有一个原因是我对控股公司的经营感到非常满意。我打交道的人是我特别喜欢的，我经营的生意是我特别感兴趣的（没我不感兴趣的生意），通过付出也能获得合理的整体投资回报率（例如，10-12%）。要是为了多赚几个百分点，就东一榔头西一棒槌的，太傻了。再说了，本来已经认识了一流的人，和他们合作很愉快，回报率也相当好，就为了回报率再高一些，去惹一肚子气、一身的烦恼，甚至陷入更糟的境地，也不值。出于上述考虑，我们仍然会将一部分资金（按照我们的合伙协议，我们要考虑流动性，所以这部分投资不会超过40%）投资于控股公司，尽管与更激进地在股市中买卖股票相比，这部分投资的预期收益率较低。

套利类和控制类共投资37,439,655美元，合计收益仅3,047,844美元。速算能力强的同学早就看出来了，去年我们在“低估类（相对低估）”中取得了巨大的收益。在相对低估类中，我们净平均投资19,487,996美元，总体收益14,096,593美元，收益率是72%。在去年的信中，我说过有一笔投资在1964、1965和1966年遥遥领先大市，因为这笔投资仓位很重（是我们成立以来仓位最大的一笔投资，达到了40%的上限），所以对整体收益影响很大，对相对低估类的影响就更大了。1967年，这笔投资仍然表现优异，这一只股票又为我们贡献了大部分收益。我们已经大幅减持了这只股票的仓位。在相对低估类中，无论是看规模，还是看潜力，我们现在没有一只股票能与这只相提并论。

去年，“低估类（基于产业资本视角）”表现不错（平均投资5,141,710美元，收益1,297,215美元）。目前，在这个类别中，我们有些还算可以的机会。

其他事项

今年，我们的初始净资产是68,108,088美元。去年年末，合伙人提现金额为1,600,000美元，主要是因为我在10月9日的信中宣布降低目标。他们这么做合情合理，因为他们大多数都有能力、有意愿超过我们的目标。现在我不必勉强追求在当前环境中可能无法实现的业绩了，我感到如释重负。

收到10月9日的信后，有些提现的合伙人和我打了招呼（许多什么也没和我说），他们问我：“你说的到底是什么意思啊？”不管写东西的是谁，听到这样的问题，都会感到有些受伤。我告诉他们，我真的没别的意思，就是我写的那些。还有人问我，我是不是打算逐步解散合伙基金。我的回答是“绝对没这个打算”。只要合伙人愿意把自己的资金和我的放在一块，而且我做得很开心（还有什么比这更好的），你们从我还穿球鞋时就支持我，我愿意一直和你们做合伙人。

格拉迪斯·凯瑟(Gladys Kaiser)加入了我们，她和多娜、比尔、约翰一样，做的工作都是一流的。1968年1月1日，合伙基金的所有员工及其配偶和子女在基金中有1500万美元以上的投资。上班时间，我们用不着吃“瞌睡无”（译注：NoDoz，一种含咖啡因的药品）。

几天后，各位将收到如下文件：

1. 一份包含税收数据的信函，其中列有申报1967年联邦所得税所需的所有巴菲特合伙基金信息。
2. 毕马威会计师事务所（今年他们的工作仍然很出色）出具的1967年审计报告，其中包含巴菲特合伙基金的运营数据和财务状况以及合伙人资本账户的信息。
3. 一份由我签署的、证明您于1968年1月1日持有巴菲特合伙基金权益的文件，其中的权益数据与审计报告中列出的数据一致。

如果对信中内容有任何疑问，或者年中遇到任何问题，请随时与我联系。下一封信是上半年总结，各位将在7月15日左右收到。

沃伦・巴菲特
1968年1月24日